殘疾人士普遍較難尋找工作，相信大家都會點頭贊同的。但就算有工作的殘疾人士，工資都處於低水平。最低工資本是要保障工作的人能夠維持有尊嚴的生活。

    可是，政府提出的最低工資草案提出了「生產能力評估機制」，究竟是要「保住」殘疾人士的工作，還是使殘疾人士收入低於保障水平？2009年11月7日 (六)，香港復康會 社區復康網絡舉辦了「殘疾人士與最低工資」研討會，邀請了講者香港復康聯盟主席 張健輝先生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教授張超雄博士探討這個課題。
草案建議，讓殘疾人士自願參與評估，評估在該崗位有多少成生產能力，就按比例得到最低工資。換言之，若經評估後，在該崗位只得四成的生產能，就只能得到四成的最低工資。而殘疾僱員在受僱的首四個星期，會由「專業人士」評估；這段期間內殘疾僱員只能得到五成的最低工資。

市場訂定價格機制已失效
   
    張健輝先生指出由市場訂定價格的機制已經失效。他見過母親及智障的兒子，做倒垃圾的工作，估計可能只收取2-3千元的薪金，實不足夠養活一家人。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僱主給予多少工資都要接受。所以最低工資正是針對勞苦基層，給他/她們過有尊嚴的生活。

豁免殘疾人士建議

    可是，在最低工資的前期的討論，復康諮詢委員會及政府都傾向豁免殘疾人士。特別是一眾擁有社會企業、輔助就業的社會福利機構亦贊成豁免安排，它們的理論是如果將殘疾人士納入最低工資保障，殘疾朋友便更難找到工作。但是，豁免安排，有可能使僱主更標籤殘疾人士，對殘疾僱員工資打折扣，減低僱員的議價能力。
其實，殘疾人士有很多病類及不同的情況，只要基礎如教育、職前培訓，設計做得好，殘疾人士能夠做得與健全人士一樣好，甚至做得更好，使僱主安枕無憂。

自願接受評估

   豁免殘疾人士於最低工資保障可能會使殘疾人士被標籤，甚至壓價。但是如果完全遵守最低工資標準，便有可能使殘疾人士失業。因為很多中小企的工作都是 “All in one”，殘疾人士很多時候不每類工作都擅長，僱主又有何誘因要聘請殘疾人士呢？張健輝先生及復康團體於是建議設立一個評估機制，作為一個中間的路線，讓殘疾僱員在從事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作及自覺能力不逮時，可以自願接受評估。與政府的建議相近，生產能力多少，便給多少百份比的最低工資。

殘疾人士獨力承擔評估惡果

   張超雄提出殘疾人士在香港的勞動參與率偏低，對比起整體人口60.6%的經濟活躍人口，殘疾人士只有13.2%屬經濟活躍，而殘疾就業人數亦只佔勞動人口1.2%。最低工資草案中的生產力水平評估制度，提出首四個星期為評估期，只能支取一半的最低工資。但是評估期過後，僱主並沒有責任要繼續聘請員工，而評估的結果亦不得上訴。政府更可能為此修改「殘疾歧視條例」。張超雄同意最低工資有可能導致現在有工作的殘疾人士失業，但是他不同意評估後的惡果要由殘疾人士獨力承受。

低工資有違工作道德倫理

   張超雄亦說低工資情況是有違工作道德倫理的。一個願意努力全職工作的，是應該得以維持有尊嚴生活的。可是，現在的工資已經使努力工作的人不能維持生活，破壞了市場經濟，減低人的工作動力，實是違反工作道德倫理。將殘疾人士包括於最低工資保障內，不只是談福利，也不只是談殘疾人士的利益，而是使殘疾人士免於被剔除於有尊嚴的生活，使得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賺取生活。如果這是一個社會倫理的話，社會就應該有所負擔。政府補貼工作評估後的工資的差異，如評定生產能力為七成後，僱主付七成，政府付三成，確保殘疾人士獲得最低工資。而社會企業、輔助就業及庇護工場的員工亦應得到最低工資。


就業配豁制提高殘疾人士就業

   長遠而言，對應殘疾人士的低勞動參與，政府應引入殘疾社會保險殘疾，保障就業能力不足及喪失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及引入就業配豁制度，要求政府部門、公營部門及50名僱員或以上的受資助機構，及100名僱員或以上的商業機構，即要聘請2%殘疾人士。如未能符合要求的機構，便要付出相等於每個欠缺職位的最低工資罰款或向殘疾人士社會企業、輔助就業及庇護工場等購買產品或服務。政府亦應向符合就業配豁的機構提供稅務優惠以作鼓勵。

對評估制度的憂慮

  很多在場人士指出對生產力評估制度的擔心。一次過的評估，排除了殘疾僱員熟能生巧而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而評估人員也未必是行內人，對某職位的僱員進行生產力評估，有欠公允 。而每次轉工又要重新評估一次，會帶來很多的不便。有朋友亦提出就算是健全人士也可能有不同原因影響生產力，只評估殘疾人士，會做成不公；擔心評估只會加劇標籤殘疾人士，做成社會分化。而自願評估也很有可能是假自願，在僱主的壓力下僱主變成被迫評估。張超雄回應說，所以只有在有政府工資補貼的情況下，才可以接受生產力評估機制；否則勞資關係的權力不平等，只讓殘疾僱員獨力承受評估的惡果。而最重要的亦是有其他方法處理殘疾人士低勞動參與率，殘疾人士才與最低工資有份兒。

延申閱讀：
殘疾最低工資的魚與熊掌
http://hk.myblog.yahoo.com/cheungchiuhung2008/article?mid=2025%22%20\t%20%22_parent%22

今天與朋友在大學飯堂吃食聊天，猶如過著大學生活一樣。朋友談到香港貧苦懸殊之嚴重，在於貧窮人口上升一倍外，還可見於就業和工錢之間。原來十年前與現在一樣，也是會出現「有工無人做」的情況，市場上總會出現一些長期不能聘請到人的工作，就是那些二三千元的工。由於以往一失業，就馬上能夠就業，香港失業率可以長期維持在2%的低水平之中。現在也是長期有些二三千元的工長期不能請人，但是不同的是，現在基層失業便找不到工作，就算接受二三千元薪金、工時動輒十二小時或安排奇怪特别的工作，以必需品的物價在十年內暴升而人工卻維持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再生存。政府再經常說市場上「有工無人做」，基層不捱苦、不上進的話，實在是不知人間疾苦。

然而我其實是一個不管理家庭開支的人，說實點是「不知米貴」。由於我家十年前的家庭收入是一萬多，我便一直相信一萬左右的家庭收入是足已支付一家的收入，加上大學生畢業搵工難，我更相信這個收入水平已算不錯。誰不知，當人人都說綜援四人家庭都拿每月九千元（我是沒有核查這個收字的，只是聽說)的時候，我或很多大學畢業生現在只是拿一個緊高於綜援水平的工資時，事實是我的收入只是剛在綜援之上。當然我無意說綜援水平太高，因為他／她們比大學畢業生處於更脆弱的位置。我只是想說原來無論是綜援，還是剛畢業的大學生的收入水平都追不上生活的必須開支，當然更枉論每月只有三四千的邊緣勞工。

突然實在地驚覺在香港不單追求財富是遙不可及的事，就連追求一個普通安穩生活也像一件不普通的事。我這樣遲才有這個發覺，是太天真，還是太傻？

今天給兩個學員「惡親」，很不開心。事源是我只大概將要考試的部份概略講了些，並沒有細細的解釋要前幾個部份合格，最後才能夠考技能試。

而學員請假的日子正是進行其中一個面試的部份，於是我怕她們會失去了得分的部份，於是打電話給告知她們，並為她們尋覓另作安排面試考核的可行性。

可是她們第一個反應是怪責我為什麼這一刻才跟她們說這個考試的計算方法。而態度是異常惡劣，就是那種奉旨要你做好她們期望的那種態度，就像在說你應該如何如何做的那樣。

雖然我個人認為這個時候跟她們解釋考試的範圍也不算是使她們有損失的時候，其實說真的也真的沒有損失。而可能早些說會清楚些，但現在才說也算不上是錯。但是我傷心的是那種我替別人設想，而別人只用一種你沒有跟指引或沒有提共滿意服務的態度來對待我。使我應接不下該如何與這種人交手和對答下去。事實上對我來說是一種內在的衝突。因為如果她們是我的學員，我便期望會與她們建立良好的關係，至少是一份信任，及需要上的了解。但是對她們來說，或許她們期望的不是關係，而是純粹服務，一種消費。對我來說，消費心態和關係建立是對立的，因為當中並不存在信任和感恩，只有問責和應份。

然後晚上跟一位平日比較少見的朋友分享此事，她的反應是覺得我沒有把事做好及商業世界的人就是用這一種邏輯去運作。我突然覺得，我不久的離去，成本原來可能是一些有人情味的關係和著重關係的工作環境。而關係和人情味，也不是必然的。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多餘的。